人民本身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毛也依靠中国领导人内部的政治支持。如同我们在这一章中反复强调的，毛的资本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理论家和组织者，他们能更系统地发展毛对中国修正主义威胁的相当不完整的论述，通过操纵大众媒介提高毛的个人魅力，动员城市社会中的已清醒过来的一部分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群众运动的行动。同时，毛也得到人民解放军中重要人物尤其是林彪和高级指挥官中主要人物的支持，他们在1966年初向毛主席提供政治支持，在那一年晚些时对红卫兵运动提供合乎逻辑的支持，在1967年初推翻党的权力机构，然后在1967年年中至1969年年中之间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党的其他机构因没有更强有力地抵制毛也必须承担责任。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官方提法特别强调1967年1月以后出现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对毛的抵制。1967年的“二月逆流”因是特别增光的事件被挑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懈斗争”的范例。但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认可。动员、冲突和混乱的力量已经不可逆转。
党的机构如果能早点以更团结的行动反对毛、而不是赞成他的决定，那或许能中止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的帮助，1965年11月，他让姚文元撰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广泛印发；1966年4月，他参与对彭真的批判；9月他对激进学生如蒯大富的辩护和后来在1966年12月对文革小组的辩护，以及没有支持1967年的“二月逆流”。尤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周是一个文件的起草人，这是对官僚主义进行最辛辣斥责的文件之一，这个文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而以前认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起草的。1这就让人以为，周可能确实认为，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付官僚主义僵化的危险。或者，周支持毛是出于个人忠诚或明哲保身。邓小平近来承认，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都已经“原谅”了他。1
但是，不应该挑选周作为指责的对象。叶剑英和杨成武参与起草为清洗罗瑞卿提供法律依据的报告。21966年4月，邓小平似乎与周一起参与对彭真的批判。而且总的说来，整个政治局都同意撤销罗瑞卿的职务，改组北京市委，于1966年5月清洗党的书记处和宣传部，在8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关于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毛合谋问题，党史的正式决议对此沉默不语。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更乐意提供材料。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政治局在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样的决议时并不相信这些决议，或者甚至是因为感到非通过不可；但是政治局还是赞成毛的决定，因而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承担一定的责任”。3
在解释1966年春夏党的机构沉默时，中国人强调毛的个人权威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其他同事的重要性。这种解释意指毛既在中国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超凡魅力的地位。这种解释使人进一步联想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力量极大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享有一贯正确的威信，这种威信只在大跃进的灾难中稍被降低。
近来中国的报道披露，毛事实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在林彪和刘少奇之间选择一人做他的继承人，而党的许多领导人最初就同意林彪是更好的人选。用邓力群的话说（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的秘书，在80年代初期负责宣传工作），毛对林彪的偏爱“不能不说得到党内的支持”。这是因为，与刘少奇相比，林对毛更为忠诚，似乎对意识形态有更深的信仰，而对军事问题肯定更加懂行。那时，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面临美国介入的逐步升级，也面临与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对抗，党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显然被这种论据所说服，即“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1
正如毛要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负责一样，他也必须对其后果承担大部分责任。这场运动中大多数最具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暴力、混乱和死亡——可以认为是毛所用战略的结果。这结果如果说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料的。在发动群众时，毛同意使用极有煽动性的语言，把这场运动完全看作是中国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一场摩尼教徒的斗争。他使中国社会内深藏的分裂和不满表面化，却没有创设任何机制来组织或引导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似乎预见到一场自我约束的革命运动，但产生的却是一种分裂的和宗派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jūn_duì 都只能进行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批评，而当党的干部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以便维持自己的地位时，他感到失望和痛恨，这就毫不奇怪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1966至1969年之间他只进行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一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jūn_rén 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时，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1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2
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