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1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2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3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4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1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2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1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1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2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3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2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3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1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章。
2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 23页。
3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4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1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 第66—67页。
2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3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4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1，《红旗》1965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1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2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