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1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 页。
2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页。
3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4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 1965年11月10日。
5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 政治》。
1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2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1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 月1日），第l—11页。
2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3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4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1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2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1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2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3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4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