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动态》1981年3月5日，第3—7页；乔还田：“有关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讨论情况”，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30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 国动态》，1981年4月3日，第8—12页，及乔还田：“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 动中抽出去”，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7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 5月15日，第4—7页。
1 关于此事更广泛的讨论，见h.莱曼·米勒，“中国的行政革命”，载《当代史》，（1983年 9月）第82卷第485期，第270—274页。
1 新华社，1981年6月10日。
2 “仍是一着死棋”，同上，1981年6月10日。
1 新华社，1981年6月14日。
2 “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同上，1981年6月19日。
3 见邓在香港的一次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明报》1981年8月25日。此次会见发生在7月 中旬，但直到8月底才见报。
1 引文源自赵紫阳出席坎昆首脑会议后在墨西哥国会发表的讲话。新华社，1981年10月27 日。
1 引自美国官方文本《国务院公报》，1982年10月，第20页。
2 编辑部：“关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红旗》杂志第8期（1982年4月16日），第2— 10页。
3 见赵紫阳与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国家元首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的谈话，新华社，1982年 4月17日（应为4月18日——译者）。
1 据新华社1982年8月22日电（应是8月20日——译者）。
2 同上，1982年9月4日电。
3 同上。
中美关系的意义
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由于摒弃了朝鲜战争以来支配中美关系的敌对政策，北京开始了进行重组的过程，这一过程比中苏冲突以来的任何事件都明显地改变了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命里注定的，中美两国都必须把握住改善关系对他们各自的政治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双方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和解的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此外，当双方的注意力都从宏大的战略迅速地转向政治较量的时候，中美和解的设计者们便不能把他们最初的进展维持下去。
最初，毛泽东同意向美国开放。的确，没有他的认可，中美关系的改善就会碰到障碍或被阻止。但是，毛对这一政策的认同并没有多大保证。他既不能保护周恩来、邓小平免受“崇洋媚外”的指责，也不能确保他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美国的关系，毛深受苏联对中国构成长期威胁的困扰，认为诱导美国与北京建立关系会使美国提供中国的安宁所必需的安全和政治保障。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全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毛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政治的继承问题，他想限制他的下属，特别是邓的政治权力。因而，向美国开放并没有完全实现。毛从来就没有完全让中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他把与美国改善关系更多地看成是解决中国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
中国与西方和解的不平坦的道路，反映了在恢复关系的最初几年，两国都缺乏能够持久发展的策略，每一方都有自己认为必需的政治要求，而双方都不能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两国都在努力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但是，要使这些考虑成为对双方政治体制更多的谅解，是极为困难的。只是到70年代末，随着邓的第二次复出、地位不断巩固，以及历届美国政府与北京合作的更为明确的政策，全面外交关系才最终实现。然而即使这种关系也是短暂的，因为里根政府初期，两国关系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随后又作了重新解释。
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这为80年代更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第一，由于双方最高层达成了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关系最终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许是北京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孤立状态后的必然结果。但是，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但是，从第一点上看，中国在国际场所的政策安排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分歧极大。尤其是，北京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主张采取“重新分配主义”的办法。1只有在中美统一阵线“高潮”的时候，北京才有意在共同反对苏联的讲坛上，努力寻求与美国政策的共同点。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政策的重新估价，北京重新努力绘制它一整套独特的，显然再一次与美国的、尤其在对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不同的全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