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20年之久的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入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中国除了在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中采用“全球主义”倾向外，中国的实际行为则表明，它对国家的需求十分敏感。回顾过去，中国对国外的贷款、投资、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要求的不断增长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实现它所宣布的政策与其决心抓住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之间存在差距。中国显然想得到世界银行的帮助。2但是，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那么，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几乎全面合作似乎是极难成功的。这些影响对日本特别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使日本得到最大好处，它已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因此，到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结束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政治之外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后较长时间的政治动荡拖延了这一结合过程。但是，8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全面的关系，这些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北京的结论是，中美关系持久的结构不能依赖于不均衡的战略合作，还要在两个体制之间建立更为多样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关系。
但是，人们在中国体制内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的最大影响。一旦北京寻求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性的政治事务，中国的国际孤立主义的偏颇与幻想便迅速消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与美国关系的全面建立并没有解决其国内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关于西方世界经济和技术优越性的论争，但是，中国已把这个持久的问题提高到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上。因而，向美国开放所标志的既是开端又是终结。
1 参见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
2 见塞缪尔· s.金：“转变中的中国的世界政策”，载《世界政策杂志》（1984年春季号）第 603—633页。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引 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1966—1976年），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尽管曾经有过一些经济方面的争论延续到并贯穿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但追根溯源，这些争论却产生于一个较早的时期，特别是在大跃进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时期，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化。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和管理的工具，是从苏联照搬来的。中国重视机械和钢铁的经济战略，实际就是30年代斯大林为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翻版。
这种计划工具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看法，即苏联代表了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做出的一种现实的、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抉择。中国的领导人虽对苏联的成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对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特征感到担心。这种担心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在资深的中国领导人中是因人而异的。一些人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的僵化表示担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而忽视农业。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与那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对苏联制度坚持与日俱增的社会官僚化的含意，对它重视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与未来共产主义理想更一致的价值观的做法，感到颇为不解。
因此，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他们凭直觉所认定的。1957年，他们做了一些减少过度集中的尝试，措施是放松对某些私人市场的控制以及将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省和省以下的机构。1958和1959年，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尝试。1960年大跃进失败后，他们又回到集中计划上，同时加强市场作用、提高个人积极性，这特别体现在农业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工业上。
在50年代后半期的大多数时间中，那些后来被冠以“左”和“右”或“激进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尚未清楚地划分出来。一方面，有些领导人，如陈云，亲自过问经济事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关心的则是在政治上巩固革命成果。由于争论的主要问题，如合作化的速度问题，既涉及政治，也涉及经济，因而，百姓们所关心的与高级官员们所关心的，有时却也一致。但是，毛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并不特别在意。他在1956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或许与其说是试图深刻地阐明他个人的主张，毋宁说是集体创作，只是署了他的大名，以使文章更具权威。
后来，在1958年，毛亲自介入经济决策之中，对随后20年产生了深远影响。用毛本人的话来说：
去年八月（1958）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1
如前一段话所示，毛在1958和1959年不仅介入经济决策，还将这种做法的基础建立在他对经济发展相当朴素的理解之上。事实上，大跃进的尝试，更多地是政治理想，而不是某个人的经济概念的产物。大跃进是一场很长的群众运动，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地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关键的投入是人的努力——在土高炉中生产钢材的努力，为灌溉华北干燥的土地而搬移了数百万吨土石的努力。
对这场群众运动之后的灾难性后果的完善分析，将在本章其他地方加以讨论。这里，相关的重要方面是，领导层诸位成员对这场灾难的性质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由于1959—1961年间气候的恶化，更由于1960年苏联决定从中国撤走技术专家，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因此，那些与毛看法相同的人便会辩解说，大跃进的基本思想并非不正确，只是因为贯彻得不力、时运不济以及苏联背信弃义，才导致了暂时的失败；而另外一些领导人则持异议，他们认为，正是大跃进的观念才是这场灾难的主要根源。
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工作是当务之急，因此，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到1962年，由于毛反对农村责任制，认为它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经济，这时，意见不同的争执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责任制最极端的形式，实际已被阻止并予以否定，直到80年代，它们才再度出现。然而，除了那些遏制放弃合作化的做法的努力之外，毛还把注意力转投到他认为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即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的那些尚未更新的价值观和态度。其结果首先是改革jūn_duì 的尝试，接着，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如果毛在60年代初期也花些时间反思或琢磨一下他的经济发展思想，这种结果便几乎不会出现。在毛那个时期的讲话中，除了最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内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