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3日下午，宋哲元29军司令部。
华北军对如今如何走向拿不定主意，尤其是宋哲元。
日军和西北军这些年在华北犬牙‘交’错，相互之间相互防备。当然，联系也很多，接触也很频繁。
早在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要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对华北加紧侵略，勾结汉‘奸’，伪造民意，派出所谓民意代表，向何应钦要求华北自治。
国民政fu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因见华北形势日日复杂，借故回南京，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也离开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都因《何梅协定》辞职。
也就是说，手无军权官员，要么离开，要么去职，要么投靠日本。
国民政fu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fu状态，而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渐猖獗。
国民政fu在日本的‘逼’迫下，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用人行政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最有意思的是，委员会里有大量的亲日分子，比如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程克、张允荣、陈觉生、周作人、‘门’致中、石敬亭和冷家骥。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华北军防南京政fu，和防日本人一样。在他们眼睛里，南京比日本还可怕。很快就会吃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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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全国义愤。所有人预料之中的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终于到来了。和民众绪相呼应，政fu立场强硬，南京命令：“固守宛平，就地抵抗。”
此时，宋哲元在原籍，惊闻事变，十分气愤，要求华北部队坚决抗战。
如今的宋哲元，做华北王已经多年了，虽然在长城一线步步退缩，北平已经是抗战的最前线。从张家口到天津，只有只有宋哲元的29军一个军。
当时日本的和他的力量犬牙‘交’错，日本在着手筹建冀北自治政fu，筹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宋哲元当主席。
29军之前因为抗战已经威名大震，军纪严明，地位稳固，不是阎锡山可以比的。
威胁他的地位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央军。当初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谋占领中原，第一个要灭的就是他。
他现在提防中央，和提防日本一样。他抗日与否，考虑的因素复杂，他也绝不是简单的抗日名将。
因此，宋哲元很快就改**度，于七月十一日抵达天津，和日本和谈。抵达天津堠，宋哲元表谈话，说卢沟桥事变式局部冲突，希望合法合理地解决。
是萨日，蒋委员长来电，对时局的认识很明确：“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日方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巳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救，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宋哲元抵达天津，为亲日份子包围，纷纷向宋进，要求宋留津与日人谈判。
潘毓桂：“先与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少将商定办法，”然“诣津谒宋，痛陈利害。”
香月清司于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向宋哲元提出下列七项要求，以为谈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