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威慑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决不是虚张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沉默开始了。沉默显得很漫长。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坐，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感。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做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