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份文件如果超过这个篇幅，就是不严肃，而被退回。摆到我桌子上的文件可就不能相比了——有日常情况通报，有一摞摞的资料、决议草案。我不喜欢收到那种规范化的简报，但我说不准，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像我们那种向上级发送文件的做法，简直是一种耗费大量时间的陋习。看来这种事情也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
里根比较喜欢那种有助于互相了解的一般性政治话题。在代表团范围内，每当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场时，谈判总是具有单纯的具体性质。
专家们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都”开足马力”干起来了。举世都在期待着某种政治结果。美国人不排除两种方案：发表一份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共同文件或者由每一方发表一份单独的声明。我们坚持发表共同文件，否则就会失利：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间隔多年之后举行会谈，只是交换交换意见，各自单方面发表一纸声明，然后各奔东西，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这份文件由一个工作小组起草，我方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当时外交部主管美洲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两人参加这个小组。他们本来干得就很卖力，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就更加卖力了。
但是，此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总统举行的宴会快要结束了，可是协议草案仍然没有写出来。我们离开餐桌，来到旁边的一间会客室。我和里根坐着，其他人都站着。谈判人员出现了，科尔尼延科在做汇报。舒尔茨对我们的这位副部长的讲话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科尔尼延科简直是把身子贴着我的脑后，说话言词生硬、语调气忿。一向沉稳持重的舒尔茨此时简直是大发雷霆：”总书记先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这样能够做成什么事呢？”
我和里根都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全部。总统说：”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我说：”那我们就捶吧。”说完就急忙分手了。我把自己人请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从科尔尼延科说话的声调和他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事关系到根本分歧，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有可能遭到严重损失。别斯梅尔特内赫做了汇报，原来这不过是一场词句之争。问题排除了。
还有什么？在恢复苏联民航飞机飞往美国的航班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国民航部反对某些条文，所以这些条文没法写上去。我立即拿起政府专用电话话筒，和民航部长布加耶夫通话。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正在解决。我对这位部长说：那你们就把它解决了吧。
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就这样只用了15分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不在这里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这么一个作风。主要的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总结文件的定稿工作于夜间结束，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会谈闭幕式。大厅里装点着苏美两国国旗，我和总统当着无数新闻界人士，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走上一个高台，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文件夹。我们相互迎着对方走过去，相互握手。这当然正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举世满怀希望所期盼的场面。d我们签署了一份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在这份声明d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认定，”核战争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既然这个道理得到承认并将转变为实际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积累和改进核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其次。”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原则上的事实认定，而且这一次决不是拿来安慰公众的空泛词句。我和总统已经做出保证，给参加日内瓦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