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二章 苏联解体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扣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7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7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困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7国集团”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极动员”7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7国集团”领导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此——几乎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7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仲。9月9日我和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