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我说，眼下对于联合体来说，主要是进一步给予食品援助。贝克问：叶利钦对他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话指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必须要有一个关于联合体的名副其实的协议，以便在各个领域内找准方向，理顺关系；毕竟应该明白，这片”空间”才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坚持的东酉：要求至少最后召开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必须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国际社会应该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打交道，——是10个国家和10种对外政策呢，还是一个具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和在苏联签字的重要协议上以苏联继承人的身份出现的政治组合体？
有人批评我，说戈尔巴乔夫想破坏前进的过程，因此才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时机的责任心的，知道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个国家，尽管矛盾重重；可是现在它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国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够决定。
我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叶利钦经常对我说：别吓唬人。当然，我的处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警告。总之，我尽量把别洛韦日会晤后国内发生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务卿介绍了。第二天，密特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
”您当然知道，我在认真关注着贵国的事态。您大概还记得，您最近一次访问（10月底在法国南部）时我曾经表示，希望各共和国能够保持统一，联合在一起。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愿意再说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对于贵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对于东方和北欧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深为关注，同时也不能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国家稳定、永恒的保证。我希望您能知道，现在，当责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法兰西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们，并且怀着理解与友好的情感在关注着你们的每一个行动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
12月19日晚，科尔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发展情况，”他要求说，”你们那里到底怎么了，阿拉木图会晤前夕最新的评价怎样，事态的发展方向如何，您在这个未来联合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总之，对于这一切，你是怎么看的？”
关于这种种问题，科尔问得非常仔细认真，甚至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他的原先的风格。
我说的第一点是：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一个国家历史地形成了，就不应该走分崩离析的道路，而应该走权力再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在各共和国之内、在各地区之间——在自管的基础上——也应该这样。
在解释自己对阿拉木图会晤的立场时我对科尔说：
”我的立场依然如故。但既然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那就应该尽快地度过组织阶段。我已经致信给阿拉木图会晤的参加者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担心。如果这次会晤最后建立起联合体，我将兑现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除了联盟，我看不出自己有继续从事国务活动的必要与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图会晤后，密特朗是和我谈话的第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谈话是在12月21日进行的。一开始——像往常一样，谈话是亲切友好的——我就感觉到，密特朗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向。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木图所通过的决定。我强调我所关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对看不到主权国家领导人在解决互动机制问题上有明确的概念表示不安。在继承原联盟的形式方面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对乌克兰的立场深表担心，主要表现在它如今连俄罗斯的改革发展也能够进行严重阻碍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协同行动。单独一个国家要摆脱危机——那只是幻想。
我对密特朗说，近日我将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
12月23日和梅杰进行了谈话。
对于他就所发生事件提出的忧心忡忡的问题，我回答说：
”不错，我国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从最乐观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联盟，也不能允许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自己和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使我的话与所发生的事件两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一如既往地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看到了现实发展的真实过程。眼下我不认为事情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发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其余的事，归根结底，生活会作出安排的。
我有一个请求：请仔细关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而且应该助联合体一把，首先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进行改革。”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梅杰回答说，”我们会想，决不能丢弃已经取得的东西。这就是希望帮助责国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你们最近几年所做的工作，最近一两天您将宣布您的一项决定，因此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毫无疑问，您在贵国和全世界的历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为了使卢布保持坚挺和稳定，”我继续说，”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决不能舍不得这50～100～150个亿。否则，一旦改革进程遭到破坏，大家付出的代价可就不止是十倍、百倍于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费尔迪南多?萨列奥来拜见我。他转交了科希嘉总统的信和安德烈奥蒂总理的一封亲笔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问题时我说，只要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继续运行，我就将支持与其相关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于保证改革。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而且要使它运转起来。只要我们不要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同一天，马尔洛尼给我打了电话。他向我致意，说了些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