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的话虽然诚恳，但不中用。皇帝盯了他一眼，也不反驳，只是宕开话头言道：
“朕读史书，记得那唐太宗与侍臣谈治国方略时，曾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病人似觉痊愈，其实还得调治养护。此时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天下稍安，尤须兢慎，倘若一见太平之象就骄逸起来，必至丧败无疑。现在尚未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做臣子的就不尽肝膈。这等于是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孙先生，此中道理，你可要三思啊！”
一席话看似平常，内中却藏了霹雳电闪，孙承宗仿佛被人抽了几个耳光，他脸一红，讪讪言道：“陛下，仆说错话了！”
然后，朱由校就继续与孙承宗探讨耕地与人口的问题。
万历九年，张居正清丈田亩，清出来七亿六千万亩耕地。现在全国总数只有四亿多亩土地，跟巅峰数字差着三亿呢！可就算是耕地总数重新清理到万历九年的水平，后世的耕地红线可是十八亿亩土地。仔细想了想，朱由校想起来东北及其他边疆地区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开发。
统计耕地数就很难了，统计人口数就更难了。因为明朝到了天启年间，因为商业发展和失地农民的增加，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
洪武年间，朱元璋实行了黄册制度。地方官上报户部的赋役册封面为黄纸，故名黄册。黄册不仅登记各户的乡贯、丁口、姓名、年龄、事产情况，而且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编造，将本十年内各户人口的生死增减、财产的买卖和产权的转移等等，一一记录在册，并分别列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细账。黄册制度还规定了一套严密控制基层社会的里甲制度，把一切入户都编置在里甲之中。